2024年11月，柯马凯在北京接受《环球人物》记者采访。（环球人物记者 侯欣颖/摄）
柯马凯，国际共产主义战士、新中国英语教育拓荒人柯鲁克、伊莎白夫妇之子，拥有英国与加拿大双重国籍。1951年出生于北京，1978年毕业于伦敦大学，1994年创办北京京西学校，为在京工作的外籍人士子女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。
京西学校位于北京城东北，柯马凯将与《环球人物》记者的访谈地点选在那里。早上8点，他从城西出发，驾车穿过半座城市。9点，他风尘仆仆赶到，招呼记者一行。
柯马凯今年73岁，步伐矫健、精神矍铄。采访当天，他穿一件粉色细格衬衣，外面套海军蓝羊毛开衫，颇具英伦风。但他一张嘴就是流利的“京片子”，聊天就像说相声，逗得全场乐。
自打出生，柯马凯的名字就和中国教育联系在一起。他的父母分别来自英国和加拿大，一生投身中国教育；上世纪50年代，他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家属院里出生长大，念的是响当当的北京“名校”；改革开放后，为解决在京外籍人士子女的教育问题，他又创建了京西学校。柯马凯大概算得上最懂中国教育的“老外”了。
北京京西学校的一座孔子雕像。
讲述自己的中国故事，柯马凯也紧紧围绕教育。他从“差生”逆袭，聊到在英国当工人，再聊到创办京西学校。他还回忆起父母晚年对中国教育的关注，感叹自己退休后亲眼所见的中国教育的变革。
“差生”的逆袭
柯马凯的中国故事，要从很久之前说起。
1912年到1913年，柯马凯的姥爷饶和美和姥姥饶珍芳先后从加拿大来到中国成都，在那里相识并结为夫妇。“我姥爷当时在华西协和大学教育系任主任，姥姥创建了蒙特梭利幼儿园和弟维小学。之后，我的太姥姥来中国看望女儿，也留在成都的加拿大学校里教书。他们一直关心教育，干了几十年。”
1915年，柯马凯的母亲伊莎白在成都出生，成年后回加拿大读大学。1939年，伊莎白再次回到中国。1942年，她与来自英国的共产主义者、任教于原南京大学的大卫·柯鲁克结为终身伴侣。1948年，柯鲁克夫妇前往石家庄一个叫南海山的村子，参与创建了中央外事学校（今北京外国语大学）。“那些年，我父母为中国培养了许多外语人才。他们的学生中，有国际法庭的法官、使领馆的外交人员，还有外企商人。对此，他们一直很骄傲。”
20世纪60年代，伊莎白（前）带孩子们爬长城。后排中为柯马凯。
不过，虽然父母是老师，在他所住的北外家属院里，周围邻居也都是教育工作者，但柯马凯小时候却成绩垫底。“我淘气，不爱听讲，还旷课，属于班里的下游，不过我父母从不因成绩批评我。到了小学五年级，不知怎么的，学习成绩就慢慢好起来了。”
现在回头看，有些影响是潜移默化的。比如，柯马凯在作文里引用毛主席的语录，得到了语文老师的表扬。他回忆：“我父亲是共产主义者，老爱给我讲马克思主义，家里也有《毛主席语录》，所以我倒背如流。”
再比如，柯马凯从北外幼儿园念到北外附小，四年级又被父亲转到崇文小学，开始了寄宿生活。“我始终认为，学校没有好赖之分。有的孩子不喜欢寄宿学校，哭啊闹啊，但我特适应。在北京上中学前，我去英国读了一年书。母亲后来回忆，她在机场送我，一个劲儿地招手，但我头都没回，直接登机了。这不就是现在的父母们希望孩子能有的独立性吗？”
柯马凯还有一段珍贵的“钳工记忆”。在北大附中上了一段时间学后，他主动报名去了北京光华木材厂，后来又在海淀农机修配厂干了几个月。“这段经历特有意思。”柯马凯说，“我6岁生日时，父亲送了我一把锯子。你能想象，一个6岁孩子的生日礼物是一把锯子？正是因为父母的有意培养，我从小就爱动手，现在还能修汽车。有时候，我开着车，一听发动机的声儿，就知道问题出在哪儿。”
1973年，柯马凯到英国读大学，学物理。因为经济状况不佳，柯马凯先是到伦敦的一家工厂打工攒学费。入学后，他又找到另外两份兼职，一份是在伦敦一所夜校教中文，另一份是在游泳馆当救生员。
在那所夜校，柯马凯认识了一位英籍华裔姑娘。两个人坠入爱河，结为夫妻。“一个是出生在北京的英国人，一个是出生在伦敦的中国人，我们登记结婚时，登记员看着我俩说，‘唉，出生地是不是写反了？’”
为“洋孩子”办学校
1978年，柯马凯大学毕业，带妻子一同回到中国。当时，中国首个研究生院——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成立。柯马凯在那里找到一份对口工作——教物理。
“那一年，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。在此前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出国留学很少见。而到了1978年，突然一下子‘豁然开朗’。在我任教的研究生院，80%的学生都瞄准了出国进修。后来校方干脆跟我说，‘得了，我们不缺物理老师，你教英语吧’。”
就这样，柯马凯转行教语言。不久，他收到美国卫斯理大学的执教聘请书。自1981年起，柯马凯在这所美国高校教中国语言与文化。1988年，他又从美国回到中国，供职于加拿大国际开发署。那两年，柯马凯跟着各种交流项目走遍了中国，于是“老想着自己做点事儿”。进入改革开放大潮的中国，正好为他提供了广阔的天地。
“1993年，我的美国朋友白思南，孩子在北京上国际学校，但她觉得学校不够好、不称心。白思南找到我，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们一起办一所国际学校。她知道我在大学校园里长大，知道我对中国的教育体制有一定了解。”他们一拍即合——要办一所扎根中国的国际学校。
“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，吸引了一大批外国人才在华就业。人才的流动又催生了新的教育需求。1994年，北京京西学校成立。这所学校的主要使命，就是为‘引进来’的外籍人士子女提供更适合他们的教育环境。”柯马凯说。
柯马凯认为，京西学校与其他外籍人士子女学校最大的不同之处，一定是“国际与本土相结合”。“京指北京，西指西式。我们既要和西方的教育模式接轨，又要让外国孩子感受到文明古国的灿烂文化。无论他在中国学1个月还是学10年，京西学校都希望他能跟中国交上朋友，跟中国人民交上朋友。”
于是，在京西学校，无论哪个年级，每周都有中国语言文化课，中国文化融入各个科目中。“体育课练太极，音乐课学二胡，中秋节做月饼，农历新年开庙会。”创办之初，京西学校就特地设立了中国文化部，柯马凯任首任部长。如今，早已退休的柯马凯仍担任京西学校中国文化部顾问。
一些中西共通之处也成为校园里的重要元素。柯马凯希望，“京西学校是多元、丰富的，也是求同存异的。校园中心有一座小公园，叫作Peace Park，意为和平园。学校里那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孩子，说不同的语言，有不同的信仰，但绝不会有人喜欢战争超过和平”。
至今，京西学校创建30年，拥有近400名教师及员工，学生来自约60个国家，共1500多人。“几十年前，甭管哪个行业的外国人，他们来中国前，都会认真考虑孩子的就学需求。当时一部分外国人因为没有合适的学校，选择将孩子留在本国；还有一部分外国人因此放弃了来中国的机会。而近年来，包括京西学校在内的越来越多的中国国际学校，正在认真解决这些外国孩子的教育需求。据我所知，因为孩子就学问题而‘劝退中国’的外国人士已经越来越少了。当下，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，社会的稳定、经济的腾飞，无论是为中国孩子还是外国孩子，都提供了越来越优越的教育环境。投身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人，真正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红利。”柯马凯说。
甭管走到哪，都要去当地学校转悠
柯马凯小时候，就经常听父母说起中国教育的发展历程。最显著的变化是，教育越来越普及。“新中国成立时，人均受教育程度可能连小学一年级都到不了。我父母在革命老区的时候，村里头的孩子有几个能上学啊？1958年回访老区乡村时，村里有了小学，学龄的孩子一个不落地上了小学。到了上世纪80年代，义务教育法颁布实行，约九成孩子能完成9年义务教育。再往后，就不光是9年（义务教育）了，全国绝大多数青少年都能一直上到高中。如今，高等教育也在逐渐普及。”
2016年，柯马凯65岁，正式退休。可他闲不住，每年都跟着京西学校组织的游学去中国各地再转一圈。柯马凯有个习惯，“甭管走到哪儿，都要去当地学校转悠”。
去年，柯马凯去了西藏林芝。他转悠到一座小村庄，跟一户人家的主人热络地聊起天来。柯马凯问：“村里有学校吗？”他回答：“没有。”“孩子上学怎么办？”“政府修了路，坐车20分钟就到隔壁村的学校。”“那有校车接送吗？”那人指指停在自家院子里的一辆白色轿车，自豪地说：“我们自己有车。村里人都富起来了，用不着校车，都自己开车接送。”
2023年5月，柯马凯参观林芝市第二小学。图为柯马凯（前排右二）和藏族民众一同跳舞。
在林芝的一所小学，柯马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，听了一整节藏文课。“大概四五十分钟的时间，老师没说一句汉语，黑板上也没出现一个汉字。我翻了翻课本，除了最后一页关于印刷厂的信息是汉字外，其他都是藏文。下课后，孩子们围上来。我问道，‘学藏文好还是汉文好？’他们异口同声，‘都好’。哎呦！那一刻，我觉得特温馨。其实我也一样，在中国出生长大，掌握两种语言，熟悉两种文化，这是幸福的事儿。”
眼前的一切，让柯马凯想起多年前西藏自治区的教育情况，“根据中国官方发布的教育年鉴，在上世纪80年代，西藏仍是全国受教育程度最落后的地区，而现在，那里的变化翻天覆地”。
柯马凯告诉《环球人物》记者：“中国农村地区的教育，是我母亲晚年最关心的问题之一。她始终认为，教育的关注点不在‘拔尖’，而在‘端底’。近年来，中国脱贫攻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，这是了不起的壮举。而中国的脱贫，绝不仅仅指在物质上吃饱穿暖；中国的脱贫，也关乎教育，特别是最边远地区、最底层人民的教育问题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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